创新的力量
The Power of Innovation

1. “倒时差研究法”与中国田野

肯尼迪自称其研究方法叫“倒时差”（jet lag）——因为他常年在中国做实地调研，走访工厂、生产线，与创业者、工程师交流。他参观过医疗设备、手机、飞机零部件、汽车等各类工厂，有时惊叹不已，有时大失所望。这种“喜忧参半”的直观体验，正是全书的起点。

2. 正例：比亚迪与“会跳的汽车”

作者曾坐上一辆华盛顿杜勒斯机场的出租车，乌克兰裔司机听说他刚从中国回来，兴奋地说“哇，他们可是超级大国”——而这个结论不是来自军事，而是来自商用高科技。作者说，想到中国汽车业，就能理解司机的感受。

2025 年 7 月，作者参观了比亚迪深圳总部。比亚迪不仅是全球最大电动车制造商，其独特的 LFP（磷酸铁锂）刀片电池让续航达到 500–600 公里，且比 NMC（镍钴锰）电池更不易起火。参观中的亮点包括：

• 一款越野 SUV 车顶搭载 DJI 大疆无人机（一家被列入美国技术黑名单的公司）——按一下按钮，无人机舱打开、起飞到数百英尺高空为汽车航拍、自动降落回舱并把视频传回中控屏，全程车辆在行驶中完成；
• 一款能“跳”起来的跑车；
• 一款比亚迪声称可在深水中涉水 30 分钟的 SUV。

3. 反例：圆珠笔笔尖（nibs）

中国每年生产数十亿支圆珠笔，却大量进口笔尖（nibs）。2015 年——与臭名昭著的《中国制造 2025》同年——时任总理李克强感叹中国在笔尖上如此依赖瑞士和日本。这番话催生了一场庞大的产业政策行动：中国政府向国内厂商投入超过 2000 万美元研发国产高端笔尖。两年后，山西太原钢铁集团（TISCO，国企）宣布攻克了制造优质笔尖所需的高精度机械加工工艺。

然而，把“技术突破”变成成功产品远比想象中难：截至 2023 年，中国的笔尖进口仍在增长，多数供应链企业依然使用进口笔尖，太钢并未战胜外国对手。

4. 为什么要写这份报告

习近平把中国的未来押在“新质生产力”上：高科技部门要取代房地产和基建，成为增长的主要引擎，同时通过减少对外依赖、支撑军事与情报体系来巩固国家安全。

本研究聚焦于：中国的技术轨迹——无论是优势还是劣势——如何塑造其在军事事务与商业外交中更具体的国际权力与影响力。

—— 原文 p.2

通常，关于中国高科技驱动力的讨论与关于中国国际权力的讨论是分开进行的。本研究试图架起两者之间的桥梁：先分析技术本身，再看它对军事实力与国际标准的影响，最后给出美国外交政策建议。

分章要点速览

1. 第 1 章（弥合争论）：学界对“中国能否创新”仍存分歧；国际关系学者对“中国经济基础”假设迥异。本研究以原创分析同时回答两个问题，架桥连接。
2. 第 2 章（政策演变）：中国追求自主研发由来已久，但在目标技术、党政机构能力、产业政策工具、国家安全关切、对全球经济的姿态上，随时间发生了巨大变化。
3. 第 3 章（大科技飞跃）：无论纵向历史还是横向国际比较，过去二十年中国都建立了更强的创新生态系统，投入与产出双升；但仍有持续弱点——继续扶持国企、金融体系低效、人力资本（尤其农村）不足。
4. 第 4 章（行业差异）：四类行业格局——合规成功（如制药）、颠覆性成功（如电动车）、合规失败（如商用飞机）、颠覆性失败（如先进半导体）。这种差异大概率长期存在。
5. 第 5 章（军民融合）：政策很可能没有大幅改善中国武器系统，但 AI、卫星、可回收火箭、无人机等两用技术领域，商业公司贡献可观；军方与商业公司的互不信任抑制了更大进展。
6. 第 6 章（标准）：技术能力增长直接转化为国际技术标准领域的影响力提升，移动宽带领域尤其明显；但国际标准体系韧性强，中国无法在任一领域主导，也无法颠覆治理规范。最大的威胁恰恰来自美国试图把中国企业挡在门外，反而逼中国另起炉灶。
7. 第 7 章（校准耦合）：美国应建立“技术领导力”的完整认识，采取多层次政策——既推动自身技术进步，又精确校准与中国的相互依存程度。这套战略被称为“校准耦合”（calibrated coupling），且必须与众多国家合作推进。

技术领导力的完整定义

一个关键立场：虽然“相对中国的技术领导力”应是美国的政策目标，但实现尽可能大的“绝对技术进步”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按行业与领域区分的政策建议

1.1　技术创新入门：什么是创新、什么滋养创新

本报告的创新定义：新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社会挑战的新颖应用。并非所有创新都一样，可分成四类：

一个创新社会通常具备的 6 个特征

1. 支持性生态系统：培养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力资本；
2. 社会氛围：支持冒险——奖励成功、不过度污名化失败；
3. 活跃的金融体系：把资本从投资者有效导向技术创造者；
4. 法律体系：保护知识产权（IP），奖励新颖创造、惩罚盗用；
5. 高质量规模化制造的环境；
6. 发达的扩散通道：让新创新能触达需要的客户（企业、家庭、政府）。

1.2　关于中国创新的争论

学界对中国技术政策的研究传统上分两派，都不太有用：

• 纯描述派：罗列并分析政策文本；
• 法律主义派：专长于论证中国政策具有歧视性、违反 WTO 承诺。

两类研究都很少把政策与实际绩效挂钩。值得强调：中国官员权力再大，其偏好也不会自动转化为预期结果。

批评派观点（生态弱点拖累创新）

• 教育体系鼓励服从权威，不培养学生创造与冒险；
• 金融体系把资源不成比例地输送给“不该得的”国企；
• 知识产权保护薄弱，惩罚发明者；
• 市场结构使“低毛利、高销量”或“靠政治关系”也能赚钱。

积极派观点（中国正克服障碍）

• 每年毕业的科学家与工程师规模全球第一，且员工可“在岗学创造”（雇主培训或自己创业）；
• 银行贷款越来越多流向民企，风投等新融资渠道出现；
• 知识产权法律环境与维权资金扩大；
• 巨大市场规模提供规模经济，既奖励成功创新，又提供庞大的测试用户群。

另一条积极路径是全球化：送数百万学生出国、吸引外资分享技术、跨国公司在华设研发中心、中国企业在硅谷布局、并购获取技术、从西方对手挖人才。

2015 年后的进一步乐观与仍存的怀疑

2015 年以来，对中国的评价大幅转向乐观：出现了对阿里巴巴、小米、腾讯、比亚迪、华为等明星企业的深度案例研究；甚至有研究认为中国制度稳定的生态已优于美国。但怀疑理由同样充分：

• 政治上更集权、党更直接介入政策执行、意识形态管控扩大——地方试验变少、政策决策政治化；
• 经济开放与对外资、外部思想的开放（1980s–2010s 增长核心）出现回退；
• 党国关系紧张、对私营部门的整治导致信任下降；
• 宏观轨迹放缓：债务与产能过剩是结构性顽疾；
• 因此必须关注行业间差异，并接受“负面模式可能持续”的可能性。

1.3　关于中国权力的争论

关于中国权力的文献很多，但把权力“回溯到经济基础”的连接并不发达。大致三种立场：

1.4　连接中国科技实力与国际权力

方向一：军民融合（MCF）

1949–2000 年，中国的军事与民用技术体系基本分离；2000 年后这堵墙开始倒塌。习近平把军民协作列为军队改革重点：2016 年成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习近平亲任主任。“军民融合”（junmin ronghe）已进入各类正式计划。

理解军民融合，是理解中国高科技发展与其外部姿态、全球影响力追求之间关联的必要部分。

—— 原文 p.11

方向二：国际技术标准（SDOs）

标准是整合数百种技术、协调全球企业与机构的合作关键。有的标准是“事实标准”（如 Windows+Intel 的“Wintel”、安卓之于智能手机）；大多数通过标准制定组织（SDO）正式采纳——早期是政府间组织（ITU、ISO），现在私营行业联盟（云计算、局域网、车载电池等）作用越来越大。参与者本质上都在进行“产业外交”。

• 中国的“自主创新”兴趣可追溯到 1990 年代末的标准战（对抗 DVD 播放器的替代产品），2000 年代初又有失败的 WAPI（中国版 Wi-Fi 替代方案）；
• 此后中国大幅加强国内 SDO，中国企业成为数百个国际 SDO 议题的主要参与者；
• 例子：华为声称持有 5G 相关 IP 的 20% 以上——全球使用 5G 的公司都要向中国企业付费；而 1990 年代末中国用 2G 时，只是向欧美专利持有人付版税；
• ITU 等组织已开始 6G 与 AI 标准工作——中国在此领域的影响力是衡量“技术能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的关键标尺。

1.5　研究设计：四象限框架

本研究把两个维度组合——中国自身的绩效（成功/失败）× 对全球行业的影响（合规/颠覆）——得到四种结果：

解释差异的两组变量：① 中国自身创新生态（人力资本与融资、冒险氛围、IP 制度、扩散渠道；国企与民企体验不同）；② 行业全球特征（行业结构集中/分散、资本强度等进入壁垒、规模经济、国际监管壁垒）。

后半部分研究考察两个领域的权力转化：军民融合（第 5 章）与技术标准影响力（第 6 章）。

2.1　四个前提性判断

1. 政策巨变：毛泽东时代（1949–76）是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1970 年代末引入市场机制后，计划从“指令”转向“指导性指引”，连名称都从“计划”变为“规划”；2000 年代中期产业政策聚焦具体行业技术升级；近年更多通过政府支持的科研机构与企业实施——转折点是 2006 年《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MLP）》及 2009–10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计划。
2. 安全驱动：追赶并爬升技术阶梯不仅为致富，更为强国。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给技术安排了明确角色。
3. 外部塑造：别国开发、扩散其重视的技术以及是否愿意提供给中国，决定了中国的具体政策焦点、力度与速度。换言之，外国行为是中国政策的“蓝图”。
4. 目标≠结果：政策目标只是目标，不是结果；理解中国的成功程度与对世界的影响需要单独分析。

2.2　有争议的总体目标

中国技术政策体系的起点是“自主创新”（zizhu chuangxin），2006 年作为 MLP 的核心目标首次提出；并配套“安全可靠”（anquan kekao）的经济安全目标——即境外（尤其美国及其盟友）开发的 ICT 等技术可能带有安全漏洞，只能靠国产替代来化解。

批评者认为这是赤裸裸的进口替代政策，违反比较优势、WTO 规则与双边协议；更严厉者称这是“中国版去风险甚至脱钩”。中国辩护者则反驳：若被迫只用当前全球最好的技术，中国就永远被锁在价值链低端。

2.3　技术目标：从“制造 2025”到“未来产业”

《中国制造 2025》（MC2025，2015）

最出名但未必最重要的计划。它列出中国需要成为领先创新者与制造者的 10 大技术领域（实际列在附录里），但真正重点是让中国在所有行业（传统+高科技）精通先进制造——“制造”二字才是第一关键词。

战略性新兴产业（SEI，2009–10 创立）

比 MC2025 更持久。2012 年首版目录列出 7 大类、数百种具体技术与产品。大类基本没变（2018、2023 小幅调整），但具体技术越来越先进——以下表为例：

五年规划（FYP）的升级

• “十四五”（2021–25）：强调生命科学与 IT 融合、生物医药、生物育种、生物材料、生物能源；鼓励“脑样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与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未来产业。
• “十五五”（2026–30）建议（2025 年 10 月发布）：野心再升——对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现有 SEI “采取非常规措施”攻关；未来产业进一步升级为量子、生物制造、氢与核聚变、脑机接口、具身智能、6G；自给自足论述聚焦数字经济（工业互联网与 AI）；并明确“网络、数据、AI、生物、生态、核、太空、深海、极地、低空”对国家安全的价值。

此外还有行业级计划：2010 年代后期的“互联网+”（IoT、大数据）、2020 年代的 AI 计划、2025 年最新的“AI+ 行动方案”。

2.4　更广泛的技术生态与国际背景

中国技术政策不只看具体技术，还铺基础设施（交通、能源、输电、宽带）、金融、知识产权与标准、教育人才、制造组装与供应链、以及最终端的全面扩散；并刻意培育技术集群（科技园区、工业园区）。

西方限制如何“反向塑造”中国

• 2018 年中兴、2019 年华为被列入美国商务部 BIS 实体清单，随后两家被排除在众多西方 5G 网络之外；
• 2018 年“中国行动计划”；拜登政府 2022 年起限制半导体及设备（此后两次加码）；2025 年 1 月联网与自动驾驶汽车行政令；美商务部、国防部、财政部黑名单上的中国企业超过 1000 家；
• 西方限制加速了中国更积极的自给自足努力，也指明了中国该往哪里使劲（如先进半导体与设备）。

更深一层：西方“去风险”把中国政府的“技术民族主义”与中国企业的“自利”对齐了——当西方技术在国内变得不可靠、西方市场障碍增多，中国企业会主动填补现有与潜在的真空。

2.5　资源与政策支持：真金白银

• 中央与地方政府提供覆盖技术全生命周期的直接与间接资金：补贴、税收减免、廉价土地与电价、政府引导基金、低成本银行信贷、上市、企业债、政府采购。
• 2019 年中国产业政策支出约 2500 亿美元（全球第一），占 GDP 1.73%；美国约 840 亿美元（0.39%）；放宽口径后中国达 GDP 的 4.9%。
• 2025 年 IMF 研究（方法类似）：2011–2023 年中国产业政策支出为 GDP 的 4.0–5.5%，超过欧盟的 3 倍。
• 最新动作：2025 年 10 月设立 510 亿元人民币（72 亿美元）国企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

监管体系同样庞大：全面知识产权体系（商标、版权、专利）、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参与体系（含标准必要专利变现）、许可与争端解决机制；反垄断体系——偶尔被用作产业政策工具（最典型：高通 2018 年因拿不到中国批准放弃收购恩智浦）；出口管制与投资安全审查（稀土管制是常用工具）；数据安全五级风险分级；以及“防火长城”——既维护党的信息主导，也顺便帮助本土竞争者。

2.6　技术政策的四大弱点

1. 意识形态优先：决策核心仍基于意识形态原则而非可客观评估的标准；2015 年后目标从“提升竞争力”转向“同时强化国家安全”，提高了安全相关技术的优先级、降低了成本收益分析的权重；决策进一步中央集权化并移入党组织，地方适应与创新空间收窄，官员表现性行为增多。
2. 雄心过广：几乎找不到中国不想大力发展的行业——“什么都强调，等于什么都没强调”，难以排序。
3. 非商业性偏袒：持续保护扶持国企（历次五年规划都有），地方政府偏爱本地企业，常导致资源浪费与过度投资。
4. 产业整合迟缓：一旦产品被定为高优先级，过度投资随之而来，弱者退出的压力却不足；行业整合很慢——2024 年以来多行业产能过剩被称作“内卷”，是 1998–99 亚洲金融危机、2014–16 楼市股市危机之后的又一次重演。微观上浪费资源、延误转向新技术；宏观上放大繁荣-萧条周期，拖累生产率增长。

2.7　政策—绩效差距

经常有 AI、电动车、生物医药突破的报道，给人一种“理性决策+顺畅政企协作=持续成功”的印象。但这只是片面图景：政策制定有缺陷，中国在全球技术生态中的实际位置与其领导者的目标并不一致。

商业成功往往“尽管有”政府政策，而不是“因为有”政府政策。

—— 原文 p.24（Oftentimes, commercial successes occur in spite of government policies, not because of them.）

因此，政策目标与商业结果必须分开分析——这正是下一章的任务。

3.1　五年规划目标：唾手可得的果实

多年来五年规划的科技指标一直在变，难以跨期直接比较，但趋势是稳步达标。唯一始终未达标的是 R&D 占 GDP 比重（直到“十四五”才达标）：

3.2　创新投入的惊人增长

研发支出：从几乎为零到逼近美国

无论用哪个指标，中国都把巨额财政资源投入科技。按 OECD 数据，中国 R&D 支出从 2000 年的几乎为零，增长到 2023 年（有数据的最后一年）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接近每年 1 万亿美元，略低于美国。政府 R&D 支出中国已超过美国，但美国因企业研发更高而总体占优。

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用脚投票

2001 年前后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约 200 家研发机构多半只是“应付中方要求”，且只服务中国本土应用。如今情况大变：尽管地缘紧张、出口管制扩大、经济放缓，在华外资研发中心仍持续增长，数量很可能超过 1000 家（上海 600+、北京 100+）。2013–2023 年，跨国公司在华技术研究人员从 62.9 万增至 83.8 万，研发支出从 2015 亿元增至 3758 亿元（约 529 亿美元）。2025 年对跨国公司 CEO 的调查显示，他们认为在华研发对其全球研发活动日益重要，并可能继续扩大。

风投：2021–22 年见顶后回落

产业政策支出：中国的“撒手锏”

按 CSIS 此前研究，2019 年中国产业政策支出近 2500 亿美元，全球第一（含直接补贴、研发税收激励、各类税收优惠、政府研发资金、低于市场利率的信贷、国家投资基金）；美国以近 840 亿美元居第二。按 GDP 占比中国 1.73% 对美国的 0.39%，领先更大；放宽口径后（含政府采购）中国达 GDP 的 4.9%。IMF 2025 年研究：2011–2023 年为 GDP 的 4.0–5.5%，是欧盟的 3 倍以上。

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

• 路网：2023 年约 550 万公里道路、18.4 万公里高速公路；高铁 2008 年才开通首条，2024 年已达 4.8 万公里；
• 宽带：2000 年每千人不到 2 人订阅，2024 年每百人 44.7 人——超过美国（38.1），仅次于韩国（46.6）等小型高连接国家；
• 能源：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尤其光伏、风电）新增装机超过世界其他地区总和，2024 年可再生能源占发电量 38%；
• 园区：截至 2025 年各类产业园区共 77,402 个；广东 15,862 领先，江苏 8,547、浙江 7,032、山东 6,121、上海 3,422 随后；
• 学位：每年约 500 万本科毕业生，其中约 190 万 STEM（美国 2024 年仅约 54 万）；STEM 硕士每年约 40 万（美国 2021–22 学年 13.99 万）；2021 年 STEM 博士 44,819 人首次超过美国（41,382）；
• 留学生：2019 年在美中国学生 36.9 万（46.3% 学 STEM）；2015–2024 年共 142 万中国学生赴海外学 STEM；回国率上升——理科 24.0%→28.2%、工科 15.0%→17.5%（2015–2022）。

3.3　创新产出的飙升

论文与高被引论文

2017 年（据《自然》），中国科学家发表论文数量首次超过美国。到 2022 年，中国在全球高被引论文（前 1%）中的份额也反超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 Carolyn Wagner 指出，中国学者论文引用的学科范围极广，说明他们并非模仿国际同行，而是在发展真正新颖的思想。

专利：数量与质量双升

中国登记专利数量持续上升，“发明专利”占比也在提高（反映更根本的创新贡献）。中国专利申请总量全球第一已超过十年；2019 年起在 PCT（专利合作条约）申请量上也登顶全球——这是质量的客观信号。

知识产权变现：从“付费方”向“收费方”转变

IP 质量还可用货币衡量：2015 年中国企业从境外收取 IP 许可费约 11 亿美元（美国同年 1112 亿美元）；到 2024 年中国增至 101 亿美元（十年十倍），美国增至 1695 亿美元。中国仍“付”多于“收”（2024 年支付 458 亿美元），但收支比正逐步改善。

制造与出口：全球工厂的升级

按世界银行数据，2004 年中国制造业国内增加值 6252 亿美元（占全球 8.5%）；2024 年跃至 4.7 万亿美元，占全球 28.0%，且多个行业的份额自 2000 年以来全面上升。同时，外资企业占中国出口的份额从近 60% 降至 27%——说明“高附加值化”不是外资企业贡献的结果，外资在投资、就业、IP 创造与出口上的相对贡献一直在下降。

3.4　比较视角：全球创新指数（GII）

GII（WIPO、康奈尔大学、INSEAD 联合维护）是全球创新比较的“金标准”。中国总体排名从 2010 年的 第 43 位升至 2025 年的第 10 位——在全部 36 个中高收入国家中最高，亚太第三（仅次于新加坡、韩国），并已彻底甩开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

创新集群方面：2025 年 GII 数据中，珠三角（含深圳、香港）全球第 1，北京第 4；前 100 大集群中国占 24 个（美国 22、德国 7、印度 4、英国 4）。清华大学的“全球创新枢纽指数”也发现：中国枢纽生态相对薄弱，但技术产出与高科技经济产出很高。

3.5　持续弱点：为什么进步没有转化为增长

• 全要素生产率：已基本不再是经济增长的显著贡献者——结构低效正拖慢增长；
• 金融体系：极其低效，导致债务快速累积；
• 软预算约束与政治激励：抑制“创造性破坏”与整合，行业周期性产能过剩，压低生产率、限制进一步创新；
• 农村人力资本：数亿农村居民未读完高中，除了当“配送骑手”几乎无法进入任何高科技岗位。

中国的高科技进步并没有转化为更高的经济增长。相反，数据显示经济的结构性低效正在导致增长放缓。

—— 原文 p.35

因此，看待中国技术轨迹与整体经济必须保持平衡——而体会这种差异的最佳方式，就是跨行业对比，这正是下一章的任务。

4.1　四个结果象限与行业清单

四个行业都获得了巨大的国家财政与政策支持。2023 年政府研发资金：医疗设备 17.8 亿元（2.51 亿美元）、汽车 16.4 亿元（2.31 亿）、大型运输车辆（含铁路航空）72 亿元（10 亿）、计算机与通信设备（半导体的核心）118 亿元（17 亿）；更广口径的年度产业政策资金（补贴、税收、低息信贷、政府采购、政府投资基金）至少是这些数字的 10 倍。但结果天差地别——差异源于中国创新生态的内部动态与其所处全球行业的交汇方式。

4.2　合规成功：制药——意料之外的成功

制药是被普遍认为“最不可能在中国成功”的行业：历史上行业薄弱、标准松懈、腐败丑闻不断（疫苗效力极低）、消费者信任低、药价受管制、IP 保护弱。但中国制药业竟克服了这一切。

政策组合拳

1. 2015–2025 年系列政策支持仿制药开发；
2. 2020 年国家药监局创设四条特殊审批通道（突破性疗法、附条件批准、优先审评、特别审批程序）；
3. 对临床试验数据造假施以惩罚，鼓励参与国际临床试验；
4. 扩大 IP 保护：2017 年药品专利链接制度、2019 年数据独占权；
5. 2015 年“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生产与市场脱钩、责任清晰）。

开放与国际化是核心

行业主力曾是国药、上药等国企，2010 年以来民营新进入者如潮：恒瑞、复星、百济神州、云南白药、再鼎。创始人大多在西方学医/学药并曾在跨国药企工作（再鼎杜莹曾在辉瑞）。监管机构还扩大了对西方药企的市场开放，后者增加在华投资、与本土企业合作、扩大在华研发。西方药企不把中国同行当威胁，而当作能做中国试验、共同开发全球药物的伙伴；中外合资的风投则扮演“质检员与桥梁”。

4.3　颠覆性成功：电动车（EV）——全球冲击波

中国 EV 产业比制药更成功，达到全球主导地位，以多种方式冲击全球汽车业——而这不是中国最初汽车产业战略的产物。

促成重组的四大转变

1. 非国企入场（1990 年代末起）：吉利、长城、比亚迪、奇瑞不顾监管限制闯入汽车业，比国企更善于学习，中央政策最终承认其地位；
2. 政策转向新能源车（NEV）（2000 年代中期）：关键推手是曾任科技部部长的万钢——留德、曾在奥迪当工程师，他看到电动化替代内燃机、让中国车企“跳跃式”减少对外依赖的潜力；政策还叠加减少石油依赖与治理空气污染的目标；
3. 政府支持量级跃升：按 CSIS 估算，2008–2023 年中国 EV 产业获得至少 2310 亿美元产业政策支持（购车补贴、购置税减免、基建、研发、政府采购），且是保守估计（未含地方补贴、低电价、廉价土地、低息贷款、供应链支持等）。配套政策包括 2018 年“双积分制”（NEV 占比目标逐年提高，超卖积分、欠卖买分）、允许特斯拉在沪设 100% 独资工厂（首家，逼本土厂商进步）、限制燃油车牌照而放开 EV 牌照；
4. IT/互联网公司入场（2010 年代末）：蔚来（换电模式）、小米（IT 产品整合进车、制造流程再造）、小鹏（重金押注自动驾驶）等没有造车经验的公司入局，多方位推动行业边界。

企业投入与成果

研发与升级已是行业“内置功能”，但政府支持只是总投资的一小部分：比亚迪有 11 个研究院、近 11 万工程师，2024 年三季度末年度研发支出 219 亿美元；宁德时代（CATL）2025 年底全球电池份额 38%，6 个研发中心、2 万员工（5000+ 硕士、500 博士），2024 年研发 26 亿美元，累计专利 4.3 万+。

• 国内车企份额：37.2%（2015）→ 64.8%（2025 年前 9 个月）；
• EV 占中国乘用车销量：约 5%（2019）→ 约 50%（2024）；
• 2024 年中国占全球 EV 出口金额的 20%，从“无足轻重”变为最大出口国；
• 中国 EV 与电池企业大举投资亚洲、欧洲、拉美，正在全球改造汽车业与供应链。

为什么是“颠覆性”成功

① 补贴让价格远低于他国 EV，与燃油车平价竞争；产能远超内需，低价出口挤压全球在位者。② 技术颠覆：中国押注 EV 是刻意而坚决的，而国际车企因自身燃油车优势长期把 EV 当小众（“昂贵的道德选择”）；叠加中国车企在智能网联与自动驾驶上的巨量投入，整个行业被重塑——五年前几乎没人预料到这一点。

通过绕过内燃机、押注电动车，中国头部车企实现了对主要对手的“蛙跳”——而对手们对电动化犹豫了几十年。

—— 原文 p.45

4.4　合规失败：商用飞机——屡战屡败

与汽车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把国产商用飞机列为最高优先已有半个世纪，却仍在挣扎。

历史

• 1980 年代初：运-10（Y-10，仿波音 707 的四发喷气机），因安全担忧下马，仅组装 3 架；
• 1980–90 年代：效仿汽车业与麦道合作，购机后“合作生产”无果而终（波音 2000 年代初收购麦道后合作终止）；
• 2003 年科技部新规划、纳入 2006 年 MLP 与“十一五”规划；
• 2008 年成立中国商飞（COMAC），初始资产 190 亿元（27 亿美元），两大任务：支线客机（摆脱对巴西航空/庞巴迪依赖）与单通道干线客机（摆脱对波音/空客依赖）。

现状：进展远不及预期

• 支线 ARJ21（后更名 C909）：原计划 2010 年前后交付，实际 2015 年才首架交付，到 2024 年底累计交付 140+ 架（几乎全在中国国内）；
• 单通道 C919：2022 年 12 月首架交付；截至 2024 年底仅交付 16 架——不到波音/空客一个月的产量；COMAC 声称订单超 1000 架；
• 收入对比（2021 年）：波音 600 亿美元、空客 502 亿，COMAC 仅 15 亿美元；
• 关键：两型飞机都几乎完全依赖外国技术与全球供应链。2025 年荣鼎集团分析：C919 原材料 100%、部件 90%、动力系统 83%、机身 57%、航电 72% 依赖外国供应商；
• 发动机：AECC 的 CJ-1000 仍在开发（报道目标 2027 认证、2030 商用），远不能替代 CFM 的 Leap-1C。“中国航空业错过了自己设定的每一个截止日期。”

质量口碑：据访谈，C909 设计差（后舱飞行中发热）、维护工时高；C919 油耗高于 737 MAX 与 A320neo。中国航空公司其实并不真心想买国产机，更愿全波音/空客机队。宽体 CR929（中俄合作，2014 年习近平与普京见证签约）从未走出图纸，合资企业 2020 年代初解散。

为什么失败

1. 技术极端复杂：单部件与系统集成都难，数百万部件无缝协同；发动机最难——基于数千项专利与数十年试错积累的隐性知识（叶片冶金等），CJ-1000 没有这些数据与经验；
2. 市场体量小：汽车年产销 4000–5000 万辆、可“用中学”；飞机全球市场每年仅数千架——试错学习（甚至靠空难学习）路径对商用飞机不可行，一次重大事故就足以断送梦想；
3. 国企主导：AVIC 脱胎于空军、深度嵌入军工体系，COMAC、AECC 同属此系统——官僚化、透明度低、与外国专家互动僵化（聘请数百名外籍专家却几乎不给决策权、甚至隔离）；
4. 技术共享少：西方严防死守；中国航司偏好波音/空客；AECC 2020 年被列入 BIS 实体清单，未来合法合作更难；
5. 美欧监管主导：FAA 与 EASA 是全球适航认证的金标准，若不给 C909/C919 认证（或不认可中国民航局认证），COMAC 难以外销；目前看两局的立场基于安全与可靠性本身，而非保护主义。

4.5　颠覆性失败：先进半导体——投入最大、差距仍大

半导体是中国高科技驱动力的“中心”——几乎每个行业（汽车、医疗、AI）的基础。1990 年代以来行业经历碎片化与专业化重构：纯代工（fab）、上游设备/软件工具、下游封测各司其职，行业地理分散、跨国协作是本质——“没有哪个国家或公司是一座孤岛”。

历史与投入

• 1994 年首个半导体产业政策；复制汽车/飞机做法——设 SMIC 等国字号“国家冠军”，并邀请 SK 海力士（2006）、台积电（2007）、英特尔（2010）、三星（2019）来华设厂；但合资固化依赖、技术转移甚微；
• 2014 年“大基金”（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此后十年投入 1400 亿美元+，覆盖价值链每个环节；2024 年年中宣布第三轮 475 亿美元，聚焦制造工具、设备与 AI 用 GPU，并鼓励并购整合。

关键背景：美国出口管制同步升级。从点名少数公司上实体清单，到 2022 年 10 月大转向——限制最先进芯片与制造设备，并行使治外法权要求使用美国技术的他国公司（荷兰 ASML、日本东京电子）同样对华断供；2023 年底、2024 年底两次补漏加码。限制并非绝对严密，但把中国的进步门槛抬得远高于原本水平。

成绩单：有进有退

• 制造：SMIC 2025 年年中占全球代工产能 6%、全球第三（仅次于台积电、三星），但落后台积电2–3 代；良率仅 20–40%（台积电 90%）；拿不到最先进光刻机意味着无法制造 7nm 以下芯片，差距可能拉大；SMIC 与华虹在 28nm+ “成熟制程”更有竞争力，份额大涨；
• 设计：美国公司仍占全球芯片出货 50%+，中国仅 4.5%；
• 价值环节：材料、代工（成熟）、封测有显著进展；但最先进、最有价值的环节——逻辑、存储、IP&EDA、设备——仍大幅落后。

两个细分：存储与 GPU

• 存储：2016 年成立三家——福建晋华（JHICC）、长江存储（YMTC，武汉）、长鑫存储（CMXT，合肥）。YMTC 主攻 NAND，能产 232 层以上 3D NAND，接近三星与 SK 海力士，还创新了“混合键合”技术；CMXT 在 DRAM 上有类似进展。两者都在美国出口管制加码的背景下推进；
• GPU：进展更蹒跚。英伟达占全球市场 90%+。最认真的新进入者是华为昇腾系列（能力接近英伟达但仍落后）；阿里平头哥（2025 年产 10 万颗，算力更低）；寒武纪（只适合推理不适合训练，获中科院与大基金二期投资）；摩尔线程（创始人前英伟达员工，2025 年 12 月科创板快速通道过会）。共同瓶颈：SMIC 等本土代工产能与质量有限——拿不到台积电，中国 AI 芯片公司未来大概率在有限产能上零和竞争。

乐观与悲观两种读法

乐观（一位中国业界人士）：“过去中美半导体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现在可以比了——中国落后 x 年或 x 个月。”而这种进步正是 2018 年以来美国压力直接逼出来的。 悲观：中国在绝对进步，但美国等也在前进——美国企业平均把销售额的 17.7% 投入研发，中国仅 9.2%；AI 芯片上中国进步，英伟达进步更快，差距可能扩大。报告认同分析师 Jimmy Goodrich 的判断：“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大概率是个‘快速追随者’，永远在追赶全球领先者。”

为什么是“颠覆性”失败

不是技术突破，而是两件事：① 国家安全驱动的“投资-限制军备竞赛”（美、中、他国行动重塑了行业——供应链、投资、人才流、合作方式大洗牌）；② 中国在材料、成熟芯片、存储等环节的扩张——以低于外国对手的价格抢份额，并大举扩建成熟制程产能，可能重演光伏/EV 式产能过剩，让行业整合更难。

4.6　结论：差异为什么是持久的

• 中国更擅长：中等技术壁垒 + 可增量学习 + 大规模经济性的行业——能充分发挥制造实力与巨大国内市场（典型：EV）；
• 中国更难成功：高技术壁垒 + 低规模经济的行业（典型：商用飞机）；
• 国际环境是关键变量：全球行业合作时技术共享多、助推中国（制药）；在位者开发了新技术却不重视扩散时，中国可填空（EV 蛙跳）；在位者出于商业与安全原因严防死守时，障碍巨大（半导体）；在位者享有行业特有优势时，中国无路可走（飞机与发动机）。

5.1　什么是军民融合（MCF）

201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日益强调把商业技术成果应用于军事战备。“军民融合”已被纳入更宽泛的“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yitihua guojia zhanlue tixi he nengli），军事工业专家张太明（Tai Ming Cheung，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简称为“国家战略整合”。这是习近平的高优先级议程，写入了 2017 年中共党章，并出现在一系列军事发展文件与五年规划中。

西方反应强烈：美国防部年度中国军力报告大篇幅讨论 MCF；商务部实体清单不断增加中国公司；2021 年又新增两个黑名单——五角大楼“1260H 中国军事公司清单”与财政部“非 SDN 中国军工复合体公司清单”。1260H 清单目前几乎没有实质限制；后者则禁止美国投资者买卖上榜公司的公开证券。

5.2　起源、灵感与障碍

传统国防企业并不缺

中国最大的传统军工企业全是国企：兵器工业集团（Norinco）、中国电科（CETC）、中国船舶（CSSC）、航空工业（AVIC）、航天科技（CASC）、航天科工（CASIC）。它们受国资委与中纪委监督，无外部制衡。那么商业公司能做什么？——MCF 恰恰不是关于这些军工巨头，而是关于通常服务民用经济的公司与科研机构：它们可补充传统国防部门。MCF 聚焦中国三类军事采购体系中的第二、三类：①军民两用设备；②军队日常需要的普通民用产品（食品、服装、物资等）。核心作战武器（第一类）不属 MCF 范围。

令人意外：对美国模式的钦佩

MCF 早期相当程度上源于对美国技术能力、国防工业基础与“军事吸收商用成果能力”的欣赏。2014 年《人民日报》文章称“军民结合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做法”；中国专家常引用美国 1994 年国会技术评估局报告《评估军民整合潜力》；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基础》2007 年版详论 DARPA、NASA、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等美国项目。讽刺的是，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对美国国防工业的批评也在增多（采购体系过时等），甚至有人认为需要改革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核心障碍：军方与商业互不信任

中国的法律环境（国防动员法 2010、国家安全法 2015、国家情报法 2017 等）把可被宽泛定义的“国家安全”置于企业与客户利益之上，削弱企业自主性；但反过来，PLA 又怀疑私营企业能否守住涉密信息。战时强制动员与和平时期互利协作是两回事——因此 MCF 需要从零搭建监管基础设施与互动机制。

5.3　政策框架：从口号到机构

• 概念早有渊源：江泽民时期的“军民结合”（junmin jiehe）、胡锦涛时期的“寓军于民”（yujunyumin）；2007 年十七大胡锦涛首次使用“军民融合”一词；
• 真正制度化是在习近平任内：2013 年 11 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首次突出新提法；2015 年国防白皮书充实目标（统一军民标准、外包后勤、共建共用基础设施）；2017 年习近平讲话称“我国经济科技实力已大幅增强，多个技术领域领先世界……完全有能力更快更好地整合军民技术”；
• 机构：2016 年中央军委设国防动员部；2017 年 1 月成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CMCFDC），习近平亲任主任，直接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而非国务院）；下设若干专业领导小组，各省设分支机构；工信部设“军民融合推进司”，发改委设“经济与国防协调发展司”；
• 机制：建立研发与采购两套认证体系，企业均可申请；通过在线平台（如“军队采购网”）发布招标、接收投标；
• 资金：2010 年代后半期设立国家级与省级 MCF 基金，多用于产业园。基金设立数量 2017 年起激增。

2020 年后，“军民融合”一词在官方文件与媒体中出现频率下降——可能因为像“中国制造 2025”一样引来过多外部负面关注，也可能因为原概念已不足以涵盖领导层的全部意图；取而代之的常用表述是“国家战略体系与能力”。

5.4　实施评估：钱不多、效果难测

官方从未给出 MCF 的清晰评估；“军民融合程度/深度”等说法既无定义也无系统数据。更重要的是：过去二十年中国军力的大幅提升，绝大部分来自传统国防企业的“内部”工作，而非 MCF 资金或活动。 MCF 的作用大概率是“补充性”的。

5.5　具体贡献领域（有实质成果的地方）

① 研究：重点实验室与鹏城实验室

中国有数百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多数工作为民用，但生命科学、化学、物理、量子、AI 等领域有重大军事应用潜力，且常与大学、民企合作。深圳鹏城实验室（PCL）（2018 年深圳与广东省政府共建）专攻 AI 与网络安全，2025 年 1 月被列入 BIS 实体清单（美方称其可能协助中国开发高超音速武器）。其“云脑 II”AI 计算集群据报用华为芯片，为华为、智源、百度、DeepSeek 等训练大模型；设有“控制与网络基础研究实验室”（研究卫星星座在“干扰/攻击”下的防御韧性）；合作伙伴包括国防科技大学、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等；还设有可用于进攻性网络攻击培训的“网络靶场”。

② AI 应用：PLA 采购合同

乔治城大学 CSET 从“军队采购网”等平台整理了 2023–2024 年 PLA 授予的近 3000 份 AI 相关合同：中标最多的 15 家中 11 家是国企/军口机构（CETC、Norinco 等）；但赢得 2 份以上合同的 70% 是典型商业 AI 公司（科大讯飞 20 份、PIESAT 18、NovaSky 15、JOUAV 12、南京华格 11），合同内容涵盖 AI 模型评估、监视、无人机仿真、无人机控制等。

③ 太空：北斗、巨型星座与可回收火箭

• 北斗（BDS）：50+ 颗卫星的全球导航系统，军民两用，初衷是海湾战争后摆脱对 GPS 的依赖；
• 低轨（LEO）星座：受 SpaceX 星链在俄乌战争中的表现刺激，中国启动三大巨型星座、目标近 4 万颗 LEO 卫星——星网（中国星网，军用为主）、千帆与 Landspace（各有至少 1 万颗，商用为主）；尽管遭遇失败任务遗留的空间碎片等障碍，一旦建成将具备两用能力；
• 可回收火箭：Landspace、iSpace、中科宇航、深蓝航天跟随 SpaceX、蓝色起源等西方民企步伐；2025 年 12 月 Landspace 朱雀-3 在试飞中达成若干里程碑后爆炸；这些民企未来可能像 SpaceX 服务 NASA 一样服务 PLA；
• 星算计划：2025 年 5 月之江实验室（ZJL，浙江省政府+浙大+阿里巴巴共建，主任是阿里云联合创始人）与 ADA Space 用 CASC 火箭发射 12 颗带 AI 计算与遥感载荷的卫星；华为、软通动力、Ucap 等与 ADA Space 签署合作协议。

④ 核聚变

• 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ASIPP，合肥）2006 年建成全球首个全超导托卡马克 EAST；2025 年 11 月公布下一代“燃烧等离子体实验超导托卡马克”计划；
•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武器研发主力）也主导核聚变研究（激光、Z-pinch 惯性约束），并与 ASIPP、西南物理研究院合作——聚变反应天然军民两用；
• 民营企业西安星环聚能获陕西省/西安市支持，聚变新能（Neo Fusion）获安徽省/合肥市支持；2023 年中国引领全球聚变股权投资。这种“国企科研机构+商业化民企”双轨正是 MCF 的产物——一旦商业化，既能减少能源进口依赖，也可能带来直接军事收益（核武器研发）。

5.6　结论与对美国的三个政策挑战

MCF 高度象征中国的方向：技术进步同时服务经济与安全；顶层背书、机构复杂；直接资金有限，更多是“牵线搭桥（matchmaking）而非融资”。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绝大部分功劳应归于传统国防工业，但 MCF 确实在 AI、太空、无人机、能源等领域做出了贡献；PLA 与商业公司之间的信任问题仍未解决，这是更大贡献的持续阻碍。

未来可能扩大的领域：民用造船（已与军船体系紧密相连）、商业无人机（DJI 否认军事用途并在 2025 年起诉美国政府败诉，但全球军队都在改装其无人机）、电动车（电池安静、储能减少补给后勤；2025 年 1 月五角大楼把宁德时代列入 1260H 清单，据报 2026 年初还拟加入比亚迪与阿里巴巴等）。

6.1　为什么聚焦技术标准

标准是“定义材料、产品、流程与服务要求/规格/指南/特性的文件”，通常自愿、透明、多利益相关方、基于共识。标准本意是促进创新、惠及全社会的“公共物品”，但在 ICT 领域高度有争议，因为：① 若标准包含贡献者的知识产权或与其产品/商业模式契合，塑造标准可带来不成比例的价值；② 广泛分布的数字化技术制造国家安全风险。

学界对中国在 SDO 中的角色有分歧：一派担忧中国日益主导 SDO、破坏治理规范、把中国技术推向世界、推动支持威权信息与数据观的规则；另一派认为现有标准体系足够强韧，能有效钝化中国的颠覆性意图。由此也分化出两种对美建议：限制中国参与 vs 扩大西方参与。

6.2　中国政策、制度与实践的演变

• 1978 年加入 ISO；但直到 1990 年代末（吸引外资、接入国际供应链）才把标准视为战略领域。2G 专利费与 DVD 专利（多为日本企业所有）的经历让中国意识到：标准不仅促进合作，更关乎技术领导力与全球价值链收益分配；
• 1990 年代末对抗 DVD、2000 年代初对抗 Wi-Fi 的替代标准（WAPI）双双失败，催生内部大辩论：技术全球主义（融入并暂时依赖发达国家技术）vs 技术民族主义（投入基础技术研发以塑造国际标准、变现 IP）；2000 年代初以来，尤其在习近平治下，技术民族主义主导了正式政策话语，但从未完全定论；
• 习近平视标准为中国国际权力的重要来源，2018 年甚至称中国应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李克强 2016 年称“标准化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 2015 年国务院启动标准化改革；2017 年《标准化法》；2021 年“标准 2035”国家战略：目标 85% 国内标准与国际同步、2035 年建成“更健全、先进、与国际兼容的标准体系”；
• 国内组织：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SAC）（隶属市场监管总局）统筹全部技术委员会，与工信部等职能部门协调；标准分国家（强制/推荐）、地方、行业、企业多层。国内技术委员会刻意与国际对应委员会“镜像”设置，以便对齐。

注意：2024 年数据显示中国离“85% 与国际对齐”的目标仍差很远。

6.3　参与国际标准组织：参与度暴涨

自 1990 年代末，中国在三种 SDO 中的参与都大幅上升：条约型（ITU）、国家成员型（ISO/IEC）、私营联盟型。几个显著趋势：

• 人数与席位：中国代表在多个国际 SDO 中占比最高；并日益占据领导职位（从工作组到最高层）；中国参与者还常常协调立场（尤其领导职位选举，偶尔涉及实质议题）；
• 人员换代：早期最资深官员因英语差难有贡献；现在更多英语好、有海外经验的年轻工程师参与，中国企业还挖走西方科技公司的高级标准专家——“用族裔识别谁为中国公司工作已经不可能”；
• 组成多元：中国国家成员体里还有为跨国公司工作的中国公民；参与公司从华为+国企（中国移动、中兴），扩展到阿里巴巴、腾讯、小米、OPPO、vivo 等民企——后者更想要可全球销售的统一标准与廉价许可，立场不同于“靠标准最大化收入”的公司。

德国仍是秘书处最多的国家（2025 年 134），但中国已追平美国（各 91）。唯一变化很小的是 ICT 领域（JTC-1）：中国几十个秘书处中只拿到 1 个。

ITU 领导层：中国前官员赵厚麟 2007–2015 任副秘书长、2015–2022 任秘书长——中国人在标准类国际组织中的最高职位（受访者称他虽未偏袒具体标准，但非常鼓励中国参与，包括华为）。2024 年数据：ITU-T（电信标准）54 个主席/联席主席席位中中国占 14 席（25.9%）、158 个副主席中 21 席（13.3%）；ITU-R（无线电）28 个主席中仅 2 席（7.1%）、131 个副主席中 11 席（8.4%）。

3GPP（1998 年成立的移动宽带标准组织，现由全球 7 个行业组织联合运营，约 550 家成员，正从 5G 走向 6G+AI）：华为常派最大代表团，是举足轻重的参与者（但每组织一票）。17 个活跃运营组（3 个全会 + 14 个工作组）的领导职位：中国 19 个组织担任，欧洲 13 家公司（11 组）、美国 12 家公司（9 组）——中国移动任 RAN WG1 主席、中国电信任 CT WG1 副主席、腾讯任 SA WG4 主席等。

IEEE（工程学会+SDO，Wi-Fi 标准 802.11 的制定者）：华为在 802.11 工作组有 79 名个人成员（最多），中兴 28、联想 27、OPPO 17、TCL 8、小米 7、中国移动 3、海康 2——个人制投票让华为权重不对称。

6.4　影响力确实在增长

参与度≠影响力，但移动宽带的演进提供了最清晰的证据链：2G 时代中国只是 GSM/CDMA 的用户；3G 时代中国版 TD-SCDMA 成为获批标准之一但只在中国运行；4G 时代中国的 TD-LTE 被纳入全球 LTE 家族（与 FDD-LTE 并存）并实现全球漫游互通；5G 时代中国深度参与并采纳统一国际标准，且中国以 5G 标准为基础建成了全球最快的 5G 网络。

标准必要专利（SEP）：2018 年报告中华为原始数量排第 4（三星、爱立信、高通之后），但计入“被他人引用”与“会议参与”后升至第 2（仅次高通）；2024 年 9 月的最新研究（含 3GPP 贡献与 SEP 申报）结论类似——华为、高通分列前二，其余中国持有者包括中兴、CICT（含 CATT）、OPPO、vivo、小米、联想。

原因组合：技术专长（2024 年华为研发 250 亿美元、中国移动 47 亿）；国际经验（华为标准团队或达 1000 人，其中 1/4–1/3 是非中国籍的前西方公司员工）；政府（SAC 等）的协调组织；以及“中国的引力”——市场规模与国家影响力带来的结构性谈判杠杆。中国公司“把规则利用到极致”。

6.5　影响力的限度：体系为什么如此强韧

值得注意的是：因 ITU 治理规范弱、贡献泛滥，2020–21 年几家重要西方企业退出或不再引用 ITU 标准，转向治理更强的 ISO-IEC JTC-1（其 AI 委员会 SC42 运行良好——尽管主席 Wael William Diab 来自华为北美子公司 Futurewei）。这就是“论坛购物”：规则和规范执行有力的组织，能有效对抗操纵。

6.6　隔离的意外后果：华为的“另起炉灶”

2019 年 5 月美国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公告点名“国际标准机构风险”），并附“临时通用许可”允许有限接触 5G 标准组织，但合规条件苛刻到西方参与者干脆不敢与华为互动；数月后商务部又删除该例外，风险更高。IEEE、Wi-Fi 联盟、蓝牙 SIG（BSIG）、SD 协会随即对华为采取行动（IEEE 取消编辑/审稿资格，后三家直接暂停会员资格）；谷歌切断华为新机的 Google 服务（Play Store、YouTube、Gmail）。但——四家标准组织数天内全部撤销对华为的暂停（西方公司本就不在标准会议分享秘密，且担心孤立华为导致全球标准体系碎片化）；美国政府的警告则拖到拜登政府 2022、2024 年才稀释。

两个严重负面后果：① 西方参与者因恐惧处罚而暂时收缩参与——提案变少、影响力下降；② 华为认定被锁在标准门外会拖慢产品开发 6–18 个月，遂投资一系列更少依赖西方的技术，并更积极地制定替代标准：

• 鸿蒙 HarmonyOS：最初基于安卓，2024 年 HarmonyOS 2（随 Mate 70 Pro 首发）与安卓彻底分离，生态有数万应用；截至 2025 年底最新版运行在 3600 万台华为设备上——第三个移动操作系统诞生（事实标准）；
• 星闪 NearLink：与鸿蒙同步启动，替代蓝牙（可能还有 Wi-Fi）；2019 年起步、2022 年在中国发布协会级标准、创建 SparkLink 联盟；技术上可同时替代蓝牙与 Wi-Fi，但 Wi-Fi 8 即将推出、蓝牙网络效应强大，前景未知——让人想起 2003 年惨败的 WAPI。但风险真实存在：中国正在制定星闪国家标准，中国代表已推动其进入 ITU-T 议程，华为也在吸引欧洲、日本厂商加装星闪选项；
• 深圳标准联盟：华为等企业推动在深圳设立全球性行业联盟（UHD World Association、全球智能物联网联盟、网络创新与发展联盟、全球计算联盟、世界 WLAN 应用联盟）——动机之一是脱离美国司法管辖（包括出口管制）。若蔚然成风，将是标准世界碎片化的又一步。

6.7　结论：未来看 6G、O-RAN 与 RISC-V

未来几年有几项重大标准工程：6G（3GPP 与 ITU 已启动，AI 与移动宽带融合是核心，中国参与度依旧很高）；O-RAN 联盟（最初为绕开华为电信设备垄断而生的软件化互操作方案，如今中国公司也是大玩家）；RISC-V International（摆脱 ARM/Intel 专有指令集，2020 年从伯克利迁往瑞士，70 国 4500+ 成员，中国参与者众）。

讽刺的是，美国政府对日益增长的中国影响力最无效的回应，恰恰是限制中国参与。

—— 原文 p.88（试图隔离华为虽只是暂时性的，却制造了技术碎片化的压力与激励，必然缩小国际标准的覆盖面，并无意中削弱美国及西方科技公司的领导地位。）

数量数据可能高估中国贡献的价值，全球标准生态在抵制垃圾提案、协调投票等行为上高度强韧；中国商业利益的多元化也提醒我们：即便在今天，技术民族主义政策取向与产业实际行为之间仍存在实质张力。

7.1　总体发现

• “中国不能创新”论已站不住脚：时序与比较数据、对中国企业与机构的观察、跨国公司“越来越勉强却真实的称赞”与在华研发价值，都说明过去二十年是真实进步；但进步远非完美或均衡——制度薄弱、继续扶持国企、金融体系低效拖累创新与增长（EV 产能过剩、商用飞机与先进半导体追赶乏力）；
• “必然上升”与“已经见顶”都不准确：更准确的判断是“实质优势 + 若干持久弱点”；军力因 AI、太空、无人机、可再生能源等商业贡献而受益，但 MCF 对武器系统的直接影响有限，军民互信仍是短板；
• 标准领域中国是重量级而非主导者：贡献随每一代移动宽带上升、6G 时代有望提供重要领导力，但从未把单一国内标准强加给世界，也未改变国际标准体制的治理规范——这既因他国持续技术进步，也因标准体系的韧性；中国若试图把标准规范改造成贴近其国内治理体系，迄今并未成功。

7.2　技术领导力：不只是“保持领先”

拜登政府的目标是“保持尽可能大的领先”；特朗普第二任政府称要“在关键与新兴技术上无与伦比的世界领导力”。但本报告的结论很直接：

相对领先 vs 绝对进步

目标表述回避了两个问题。第一：领导力只按相对位置（尤其只对中国）衡量，还是按绝对水平？若只论相对，就会用“哪怕拖慢自己也行”的手段；若绝对进步重要，任何可能拖慢自己的政策都该放弃——即便它也拖慢中国。篮球类比：美国以 8-6 或 80-78 取胜都是赢 2 分，但比赛质量天差地别。本报告主张：高分取胜远优于低分取胜——实现重大技术进步，与做得比中国好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

领导力的四个要素

前沿（cutting edge）最受关注（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但还有三个要素：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大规模量产能力、成熟的技术扩散路径。生态关乎国家经济基础；制造关乎战时与平时都能生产武器系统与两用产品；扩散关乎美国创新者的收入、以及让尽可能多的世界运行在美国技术生态之内。用体育比喻：美国队不仅要赢“高比分比赛”，还要让比赛在自己的“主场”进行。促进不同要素需要不同政策，且它们并不总是相互支持（例如：既要防止对手拿到“皇冠明珠”，又要吸引中国等地的优秀人才来美学习工作）。

7.3　产业政策选项：学什么、不学什么

拜登政府热情拥抱产业政策（CHIPS 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 IRA+关税）；特朗普第二任政府大幅撤回联邦支出型产业政策，转向“极高关税 + 施压外国企业赴美投资高科技”。

值得借鉴的三点：① 对精选目标行业的持续投入与监管支持（传递一致的政策承诺、吸引投资者）；② 建设并利用技术集群/枢纽（隐性学习、创新、规模制造、跨行业溢出）；③ 把技术持续扩散到经济各部门与国内外用户。

不该照搬的：中国支出规模美国学不起（按 GDP 占比需扩大十倍才能匹敌）；太多资金流向政治宠儿与行业；腐败成风（改革早期或润滑了官僚机器，如今已是增长的实质拖累、加剧不平等、侵蚀民意）；高度民族主义的叙事导致过度歧视外资、拖慢自身技术进步并制造无谓外交争端。

应借鉴小国经验（四条教训）：① 别打“产业政策支出竞赛”，目标是帮关键行业进步；② 投资技术领导力的全部四要素（前沿、生态、制造、扩散）；③ 支持高度聚焦关键优先事项，让企业追赶对手或建立有市场潜力的独特优势；④ 基于清晰标准、只支持能证明会用好资金的对象。

7.4　管理相互依存：从“去风险”到“校准耦合”

为什么“去风险/脱钩”可能适得其反

“接触”战略的原始逻辑（深度融合会推中国融入国际规则秩序）在过去十年被普遍判定失败。去风险（冯德莱恩 2023 年 3 月提出，区别于脱钩）成为主流框架。美国两党政府已采取：高关税、实体清单扩容+五角大楼 PLA 清单、供应链脆弱性研究（稀土/关键矿产）、限制中国对美投资、ICT 服务保护（联网汽车规则）、对华先进芯片与设备限制等。

但本报告的证据显示，以“减少联系”为中心的防御路线有四大风险：

1. 实施极难：现有相互依存极深、技术本身复杂，必然在决策者-产业、美国-他国之间制造新紧张；
2. 目标漂移：限制会系统性超出原计划（“小院高墙”从最先进芯片扩到成熟芯片、再扩到整个汽车业）；
3. 适得其反：可能刺激中国进步更快——半导体与设备限制短期确实拖慢了中国的“算力”进步，但中国投资猛增，GPU、存储、部分设备已有进展；限制还把中国推向成熟芯片（挤压西方企业利润）与全球南方市场；
4. 美国可能被孤立而非中国：全球经济可能整体碎片化，或美国自己变得更孤立——其他国家并未采取足够措施减缓中国出口与投资扩张。

保持连接的利益（7 条）

1. 对华销售的收入反哺研发、带来进一步创新；
2. 把中国产业留在西方主导的生态系统内，维持美国技术领导；
3. 获取价值链中中国占优部分的技术（可加速美国产业进步）；
4. 利用中国庞大人才池；
5. 挑剔的中国企业与家庭客户倒逼产品与服务改进；
6. 通过持续竞争与合作对中国技术能力进行基准测试；
7. 维持杠杆：中国威胁经济胁迫时能施加代价。

三个误解

• “商业利益 vs 国家安全”是伪冲突：上述利益中许多有明确国家安全成分（技术进步、基准测试、杠杆）；
• “中国铁了心自给自足”被夸大：只要有更好的外国选择，中国企业就不愿投替代技术；网络效应推高切换成本；即便挡不住中国搞国产替代，拖延其切换也利于美国技术商并延长中国在西方生态内的时间；
• 信任缺口并非无法弥合：有 7 种机制——出口管制现场核查；CFIUS 对中国投资的安全审查；目标行业要求合资（美方多数股权+技术转让）；数据安全规则（收集/存储/使用）；审查含中国软件的产品；追踪工具（半导体数字水印、AI 视频嵌入编码）；对国际贸易产品的全球供应链监测预警。当然，信任缺口无法弥合之处，去风险仍是必要选择。

行业与领域差异巨大，美及其盟友需对产业政策与相互依存迭代选择——这就是“校准耦合”的含义：根据各行业与各领域的具体情况，调整与中国关系的性质与程度，以最好地服务美国利益。（TikTok 处置与英伟达/AMD 有条件出售 GPU 可视为与此视角相符的个例，但两项政策加起来尚不构成清晰一致的战略。）

7.5　把原则落到行业：四种情形

7.6　限制军民技术流动的挑战：三个清单与边界问题

• 实体清单近 3200 个实体中 1000+ 是中国实体（华为 185 个子公司、CETC 65、AVIC 34、CASIC 9）。上清单一般意味着无许可证拿不到美国技术，且常按“推定拒绝”处理——具体列名基于情报与机密信息，很难挑错；
• 值得重新评估的是“技术覆盖范围”：十年间以“数字技术天然两用、中国会把商用技术转用于军事”为由大幅扩张。两个问题：① 边界难画（2022 年标准多次变动：前沿在移动、美企开发“刚好低于门槛”的对华产品、中国高端能力也在进步）；② 治外法权（FDPR）风险——强迫他国限制用美国技术制造的产品，会疏远盟友，并为“任何想武器化其垄断技术”的政府开先例（中国 2025 年 10 月的稀土与磁体管制明显受美国 FDPR 启发）；
• 另外两个清单：五角大楼“1260H”清单（50+ 家公司、含子公司约 130 家；主要作用是“点名羞辱”，2026 年 6 月起因 FY2024 NDAA 第 805 条将被禁止承接美国国防合同）与财政部“非 SDN 中国军工复合体清单”（约 130 家；美国投资者禁止购买其公开证券）。多清单、多标准、多部门，对外（包括盟友）令人困惑，内部协调不足——建议考虑合并或统一监管。

7.7　技术标准：校准到“警惕性开放”

与限制军民技术流动相反，管理中国在标准领域的角色，应校准到“警惕性开放”（vigilant openness）：

• 中国参与者确实在“钻空子”（灌水提案、影响领导职位与提案选择），但标准体系足够强韧：治理规范强、透明度高、可“论坛购物”（ITU 被挤占→西方转向 ISO/3GPP；ITU 为挽回信誉已换帅——赵厚麟被美国人 Doreen Bogdan-Martin 取代）；
• 网络安全与 IP 窃取风险被夸大：后门风险主要在“开发产品”环节而非“制定标准”；SDO 参与者不带专有秘密与会；终极证明：至今没有任何中国把国内标准强加给国际 SDO、或把其主导贡献的国际标准在国内作为强制技术法规的例子；
• 最严重的利益损害恰恰发生在“把中国挡在门外”时：2019 年华为实体清单直接催生鸿蒙、星闪与中国标准联盟——既然中国已部分走上分叉路，警惕性开放远比继续隔离更能“饿死”替代标准，降低进一步碎片化的概率。

四条具体行动：① 评估美国 2023 年 5 月《国家关键与新兴技术标准战略》的执行情况（OSTP 与 NIST 牵头，审视 14 个优先技术，2022 年对 AI 的定位已过时，并协调 ANSI 新战略）；② 加码美国参与——扩大专家人数、更主动争取工作组及以上领导职位、争取更多 ISO/JTC-1 秘书处、重返 ITU、也参与中国国内技术委员会与在华产业联盟；③ 让美国成为国际 SDO 总部与会议的理想东道国——签证快速通道甚至免签（签证延误已导致会议外流他国）；④ 保护 IP 并促进技术扩散——OSTP 组织跨机构研究 SEP 谈判等新挑战，防止经济与地缘动态侵蚀国际标准体系健康。

7.8　美国同盟（America Aligned）：多国协作是成败关键

无论接触、脱钩、去风险还是校准耦合，不与大量国家协同都无效。作者对欧洲与印太官员的访谈显示：盟国与中国有同样的担忧，也都想集体设防；但她们坚决反对纯脱钩/去风险——因为与中国的联系有巨大经济与安全收益。多位官员主动表示，目标之一是保持对中国“不可或缺”（作为中国没有的技术的供应方）。

拜登通过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四方安全对话（QUAD）、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扩大了共识，但议程高度偏“去风险”，缺乏积极面。特朗普第二任政府：对华关税高于他国、与他国谈判限制中国商品转运与先进技术供应、吸引高科技投资、合作开发关键矿产替代来源——但同时也：向盟友单边加征高关税、批评盟友自己的对华安排（如加拿大有限进口中国 EV）、批评欧盟数字政策、退出能源转型承诺。结果是：美国远未建立起应对中国科技挑战的联合阵线——盟国只在少数问题上给予勉强、表面的支持。

如果美国继续当前路径——基本单打独斗、盟友支持寥寥——中国将更快地在曾依赖美国与别国的技术领域取得进展；美国对先进技术的限制终将过时，竞争力受挫，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包括技术标准）中扩展影响力的努力也将更顺利。

—— 原文 p.107 段落意译

但美国不必接受“把技术主导权让给中国”的未来：它应当部署一条审慎的中间路线——在技术领导力的每个维度推动美国进步，同时按行业校准对华关系，使美国经济与国家安全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

作者简介

• 中国政策与美中商业关系权威，38 年间持续往返中国调研；研究重点：中国创新驱动、中国产业政策、美中关系、全球经济治理；
• 文章见于《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外交事务》《外交政策》《中国季刊》等；
• 主要出版物：Managing U.S.-China Tensions over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2024）、China's Uneven High-Tech Drive（2020，本报告的前作）、The Fat Tech Dragon: Benchmarking China's Innovation Drive（2017）、Global Governance and China（Routledge 2018）、The Business of Lobbying in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 2005）等；
• 主持播客 China Field Notes；2000–2014 年任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教授，创办中国政治与商业研究中心；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SAIS 硕士、弗吉尼亚大学学士；
• 本报告献给他的外祖父 Bruno O. Weinschel——1939 年逃离纳粹德国赴美的电气工程师，微波工程专家、拥有 50 项专利、1986 年曾任 IEEE 主席。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基于 8 年研究积累：在华、在美、在其他国家的匿名访谈（企业高管、技术人员、行业协会、政府官员、国际组织参与者）；
• 定量数据与一手文件分析：OECD、WIPO、世界银行、国家统计局、IMF、SIA、BCG、Omdia、ABI Research、CB Insights 等；
• 主要资助方：Smith Richardson 基金会；部分内容依托 CSIS 一般资助项目。